維園來的聲音：謝志峰專訪

文：PENSACOLA

拍攝：Sharon

謝志峰，聽到這個名字，你大概會想起城市論壇。有更多認識的人，會知道他是六四時在天安門作現場報導，並於事件發生後，最後一名由北京撤出的記者。今天，採訪的地點在港台辦公室，聽見的，卻仍是那把出現在星期日維園的熟悉聲音。鏡頭前的他，正襟危坐，在節目中主持有道；鏡頭後的他，比平時多了一份鬼馬，對追求公義仍振振有辭。從東方到亞視，移居加國再回流，至今主持城市論壇將近八年，風風雨雨，憑的，就是一顆赤子之心。
自由直播一小時
城市論壇是香港唯一能讓市民自由參與的戶外直播節目，謝志峰十分熱衷於其中，轉眼八年。每星期直播一次，過程會否艱辛且複雜？「不，不複雜。」他說罷取出紙張，畫圖連解說，向我們娓娓道來城市論壇的籌備程序。


三日內從「無」到「有」

逢星期四，謝志峰會聯同編導及助理編導共三人開會，擬定三天後節目所討論的內容，一待題目敲定，便分別邀請各嘉賓，同時，他們會通知Mobile Production Unit　(MPU)──專責外景製作的團隊，包括工程及攝影人員──跟進當日場地事宜。星期五，所有項目已塵埃落定，即由公關部把節目詳情傳真予各媒體。到星期日，MPU人員於早上六時許率先到港台收拾，十多架車浩浩蕩蕩到維園，開始「鋪場」；謝志峰則十時多到達，與化妝師等人談洽。準備妥當後，導演一聲「ACTION!」，節目便正式開始。

討論題目則是該星期最熱門的時事新聞，若整個星期都沒有重事新聞，也不難應付，「香港這個高度密集的城市，總會有討論議題，也有後續的事發生，好比五區公投過後，我們可以探索一下各政黨的發展方向。不一定是社會的表面新聞，很多潛在的、長期存在的話題也能討論一番。」

論壇二三事

謝志峰在節目兼顧兩個角色，一是監製，二是主持。「做主持本是誘導嘉賓發言，但很多時我會情不自禁『過左界』。」他說主持的類型有很多，有人是交通燈，有人愛加入自己的見解，至於好壞，則由觀眾評定，他希望能讓討論順暢且有意義，「如果嘉賓講得好，我會讓他們發揮；如果講得不好，我會提供資料或拋出問題引導他們發言。」如果嘉賓有失實性的發言，他會直接指出其問題所在，「有人說，基本法沒有指明可以做的事便不可以做，例如公投。我覺得邏輯有問題，忍不住反問『基本法也沒例明我可以主持城市論壇』！」

每次做節目，都務求尋得不同立場的嘉賓，以增加題目的討論性，不過未必事事盡如人意。「有時嘉賓們的立場傾側，我會允許弱勢的嘉賓有更多發言時間，甚至會稍作『偏幫』，以求平衡。」他再三強調平衡的重要性，要有不同立場的言論，觀眾才能聽到全面的聲音。「例如我們以最低工資作題目，官員不肯出席，便得邀請工會和商會主席。」

台上嘉賓唇槍舌劍，台下觀眾也來自五湖四海。每個星期，不同學校的學生、政黨代表、維園阿伯等均有捧場。另外，他們亦會邀請部份智庫人土及苦主發表意見。「會場最多只能容納一百三十人，應邀的觀眾可一早進場，『Walk in』的則要等到十一點半後。」

提起活化論壇的維園阿哥，謝志峰立刻問道：「現在沒有了維園阿哥，節目是否變得不好看？」他認為維園阿哥的出現增添了戲劇性的元素，他的離開對論壇的氣氛有所削弱。「城市論壇已三十年歷史，很多時會留著慣性的運作方式，他的表現具煽動性，無論支持或反對其言論的人，都會印象深刻。」

在城市論壇三十周年的節目上，劉惠卿借題發揮，指論壇的人粗話不斷，謝志峰承認暗窒她。「論壇上出現的粗話絕無僅有，是很乾淨的『街邊騷』。但卿姐很多時把觀感轉移，例如在網上看到侮辱自己的粗言穢語，會變得煩燥，總覺得來自論壇觀眾。從女性的心情上去理解，我體諒，但這與事實不符。」他自問處理粗話的手法十分嚴謹，也有幸出現的只是一句半句，聲源十分遙遠，不會被現場收音而傳到電視觀眾的耳中。

分秒必爭

謝志峰表示，主持城市論壇，令他有衡常的挫敗感。「台上四名嘉賓，及台下大量觀眾，能分配予每個人的時間十分有限，如此短的時間內所討論的話題能有多透徹？」縱使每次做節目前都捧著厚厚的一疊資料回家細讀，無奈所認知的仍不足，他每次都慨嘆自己不能在有限時間內一針見血，為討論作出重大貢獻。

能否增加直播時間？他表示節目已於九月由三十六分鐘增加至四十二分鐘。控制權在無線電視手上，六分鐘，已是得來不易。

縛手縛腳的時間問題，使節目完結後被人質疑「究竟解決了甚麼」，「的確解決不了問題，甚至連結果也沒有，那我只能退一步思考，城市論壇的作用是形成自由的氣氛，令市民覺得這片土地是屬於他們的，因為大家還有自由言論的餘地。」

待日後香港電台有自己的頻道，謝志峰希望能有至少兩小時的討論時間，令大家對題目有更深入的討論和認知。

改變才會進步

為了增加城市論壇的影響力，謝志峰未忘不斷改善。今年，論壇將每月一次到全港各大專院校舉行。明年可能會設置網上討論平台，讓更多網民作出即時回應。最想的，還是把論壇發展到澳門和內地等粵語地區，但在各地言論自由標準不一之時，成功與否仍是未知之數。

忘不了的一九八九
八十年代末期，國內物價飛漲，貪官橫行，民怨早已積累。胡耀邦於八九年四月中逝世後，謝志峰遂連同數名採訪記者和攝製團隊遠訪北京，一留便是兩個月，親歷了整個六四的始末，見證歷史。屠城當晚的火光和槍聲，令他久不能忘懷。

把平反六四進行到底

被問到作為一名香港記者，在事件發生後，對中國和中港關係的看法。謝深吸一口氣，沉默數秒後，徐徐地說：「那一刻很茫然。」

他不理解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經已十年，為何仍會出現這類事件。「很憤怒，不應如此！」亦覺得學生的死很不值，他們只是為了社會不公的問題非暴力地抗爭，卻遭受如此對待。對於有人指學生手持武器，謝說那是無稽之談。「學生真的沒有武器。我所見的是，他們就那樣踏著自行車浩浩蕩蕩地進入廣場，看到軍車便抱著自行車躺在車輪下面，用血肉之軀表達他們的訴求。」

當年中國內地貪污處處，通貨膨脹達兩成，失業率高企。幾乎全城的工人、公務員及記者等都響應六四，有廣泛的民眾基礎。談到六四和內地問題，原本談笑風生的謝志峰顯得沉重起來。「真的替他們感到不值。為了管治的清廉、為民主的制度，用和平的方式和政府談判。而政府最高領導層卻用這種『重手段』對付他們…」

對於評擊六四學生和柔化六四事件的種種言論，他逐一駁斥。

「他們說中共屠殺學生是逼不得已，否則政權將受到衝擊。可是，用政黨的安危來決定國家一個社會運動的命脈，似乎把黨和人民放在對立面之上，黨不是為人們服務的嗎？人民有要求，應該配合，而非消滅他們。」他又指雙方若真想解決問題，集資訊和軍力於一身的政府所擔當的責任遠比學生大。

對於呂智偉在城市論壇發表的「六四變質論」，謝仍表現慨憤，「由甚麼變做甚麼？由愛國變成不愛國？由民眾活動變成間碟活動？抑或由非暴力變成暴力？」他認為這些人立論時太粗疏，一見有支援就認定是變質，其實，任何大活動都引起外國關注，有勢力針對也不足為奇，是國際政治的一部份，正如中國亦有間碟在其它國家，問題的重點在於中國的管治失效，民眾有訴求，有人把禍根委過於「外國勢力」，這是轉移目標。

又有人評擊六四學運的學生不愛國，紛紛逃離祖國到別處發展，謝志峰說這是「搵黎講」，謂當時中共的統治仍十分極權，學生在通緝令下仍不走，似乎違反本性。至於有指六四學生在外國爭名奪利，反映他們本為污合之眾，他認為不公道，「人性是多面的。」在某個時空，學生是眾志成城的，表現了人性的光輝；至於他們離開後，為求生存或適應環境改變自己，和六四事件沒有直接的連繫。

時間能沖淨一切濁障，讓真相原原本本地呈現在人們眼前，正如內地官方對文革也隱約有了定論，指毛澤東晚年犯下錯誤。謝志峰相信有關人士離開後，六四也有獲平反的一天。香港是一片相對自由的土地，但作為中央轄下的特區政府卻不能對六四發表太多言論，平反六四，追求民主自由，可能要靠民間力量。

六四過去了二十二年，如今，中國已今非昔比，大國崛起仿如東方睡獅蘇醒，開展經濟盛世。在繁華的另一角，八九民運，學生的血和淚，以及當年的火光和呼聲，彷彿只是一個夢，在時間的沖刷下逐漸變得模糊。人們紛紛以「較持平」的態度討論，就連特首曾蔭權先生也勸喻港人「客觀」評價六四。對不曾感受過歷史痛楚的年輕人來說，爭取平反六四是老一輩記恨，認為「冤冤相報何時了」。謝志峰有自己的堅持，「不是報怨，是對歷史的交代。難道誰昨天做了壞事，今天大家就會推說『都過左咁耐咯』，而就此作罷？那豈不人人都做壞事？」他更隨即引用Maslow's Hierarchy of Needs作例，「若喪失是非之心，作為人，生存的指標何在？跟豬狗又有甚麼分別。」

對，國家做錯了。

直到現在，他依然這樣認為。

愛國情不變


謝志峰比想像中愛國。對祖國，總有份不能割捨的情。愛之深，責之切，看著國家日漸強大，在民主道路上卻裹足不前，社會不公之事頻頻發生，除了痛心，還是痛心。

悲喜交雜看祖國

中國的經濟是發達了，全民生產總值排全球第二，超越日本，二十年來成就非凡。

「但我覺得這種成就是畸型的。」謝志峰說。

經濟是好轉了，但民生呢？內地現今的貪污問題，從官員的級數，到涉及的款項、範圍，比當年過之而無不及，「六四後，他們重振了中央集權，人民已接受『世界無公理』這種概念，便不顧一切追求經濟發展，只懂向錢看。」內地官員的貪污數目多如牛毛，就連一個銀行的小行長，都有能力席捲幾億美金潛逃。至於自由，倒要看是哪種，若觸犯中央政權，掌控方面絕不亞於當年。「毒奶粉事件，只是為受害者請願而已，居然被打入天牢，在我們的想像中完全不合理。」如今每年用作「維穩」的費用比軍隊更多，人民已非常不滿。

為甚麼不切切實實推行民主？「像台灣，民進黨不得人心，陳水扁貪污腐化，又如何？下次選舉他們便被選票自動淘汰，這是一種良性競爭的機制。」謝志峰說，「中共以為沒有反對黨，核心權力便不會被觸動，其實相反，正正因為沒有反對黨，反對的勢力才會不斷累積。」國家變得富有，問題亦多起來，他希望中央政府明白，在適當時候要有所退讓，要信賴人民。

一個專制的大國富起來，顛覆了人們的價值觀。打著經濟的旗號直闖，民主是否要讓路？公義是否不再重要？極權下的富裕，造就了一批主張「和諧」的人，在他們眼中，「穩定壓倒一切」，而民主既不能帶來財富，又意味著動盪；像蘇聯，追求民主就只得四分五裂的下場，哪有大國現今的「太平盛世」？蘇聯的確瓦解了，但他們踏上自由之路，人民活得有尊嚴，國家發展亦不錯，「讓國家震蕩數年，從而走上平坦的道路，抑或像現在般動軏便茉莉花、維穩？」謝志峰說這見仁見智，答案卻呼之欲出。

始終有信心

國家仍面對很漫長的改革之路，儘管如此，謝志峰對未來仍然充滿信心，「中國是有前途的。」隨著中產階級、外地留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增加，以及網絡通訊更發達，人們接觸到其它國家文化的機會愈多，追求公義統治的訴求就會愈大。再者，中共在經濟建設是很有計劃的，一個如此精明的組織，到政治必須改革的重要關頭，一定會想辦法，才能跨出新的一步。

他又指，中共內部也有改革與保守兩股勢力互相抗衡，哪股勢力會佔上風從而成為主流，要看時機。辛亥革命後的百年間，中華民族成功推翻滿清的皇權統治，擺脫外族的入侵，收回所有殖民地，一直在前進；只是當時北伐後的抗日和國共內戰，以及建國後的政治實驗，令經濟發展停滯不前，如今，我們的經濟發展之路已上軌道，接下來的，必然會是管治方法的改善。

相信衣食足知榮辱

說到中國國民素質的問題，謝志峰也承認內地民眾「向錢看」的惡習很深，自私、貪婪、不守秩序。「我面對這個現實，卻也不對這個現實灰心。」他始終覺得「衣食足知榮辱」，「再窮的日子我也經歷過，所以明白人在生存受威脅的時候，的確會做出違返道德的行為。」這一刻，內地仍有幾億人口處於這個階段，他相信當　人們生活富足，便自然有其它追求，良心會在某一刻呈現出來。

後記

謝志峰在內地出生，住過澳門，1963年搬到香港，於台灣唸大學，移居過加拿大後回流。遍踏地球，始終忘不了祖國，在外邊經歷，讓他對國家貧窮和社會各問題的體會更深刻。

大躍進期間，幾千萬人死亡，生活困苦，「我們跑進馬槽，拾飼料箱裡的豆吃，與馬搶食物。」因為窮，加上沒有自由等因素，父親便接他們來港。「本是申請姐弟倆，但姐姐的申請不獲批准，最後只得我和母親能去香港。」香港對於孩堤時代的謝志峰來說，是一個烏托邦，「原來有那麼多好吃的。不敢想像有燒豬，看見時以為是蠟豬。」

如今，年過半百的謝志峰仍有很多理想未達成，「要真正思考一個民族的問題，是離不開歷史的──我想好好讀一次歷史，包括人類文明和中國近代史。希望將來有時間邊學邊工作。」訪問時，稍觸及香港社會問題，謝志峰便欲罷不能地再三指出各制度的弊端，「對於內地，我能貢獻的很少，但香港眼下的問題很多，我很想在這方面有更多認知，給予有用意見，甚或改善，但以我個人力量未必能做到。」教育問題的失陷、樓價高企、貧富懸殊、對老人照顧不足…香港面對更多待解決的難題，謝志峰痛心政制失衡，官員高薪厚祿，未能明白民間疾苦，說到這，他長嘆了一口氣。

年過半百的謝志峰，投入傳媒行業三十年，有一定的資格和成就，與許多置業自保的前輩有所不同，他仍然滿腔熱血，對不公之事忿忿不平，而非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嘴臉，叫青年們安分守己、好好「捱下世界」。時間讓謝志峰沉澱了智慧，經歷的起跌卻思毫沒有老化他年輕的心，這一刻，他仍在「求真」，對工作充滿熱誠，為對錯堅持到底。香港有太多識時務的聰明人，太少求變革的先鋒，願意正視社會問題、致力改善的，更加少之有少，謝志峰擇善固執，甚是難得，令這把維園的正義聲音傳遍大街小巷，是開始，也是一條漫漫長路。